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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書局總經理徐?。黑s上古籍出版的新時代是一種幸運

2019年9月,徐俊走上國家圖書館的講壇,開講“國史是怎樣煉成的”;10月1日,又登上慶祝新中國成立七十周年大會群眾游行的彩車,他是弘揚優秀傳統文化的標志性人物……這一年,徐俊仍然四處奔波,與學者溝通書稿選題,與讀者分享讀書之樂,不失出版人本色;稍有閑暇,徐俊就回到書齋,一字一句地修訂自己的成名作《敦煌詩集殘卷輯考》,著手整理自己以中華書局局史為主題的文集《翠微卻顧集》,學者是他的底色。

進入中華書局36年多,古籍出版的風風雨雨、起起落落,徐俊都是親歷者。1990年代末,中華書局遭遇挫折,一些同事離開。2000年12月26日,徐俊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報到。2003年,上級到中華書局考察干部,盡管已經離開書局兩年多,但員工們還是把徐俊的名字寫在了他們的推薦表上。徐俊回來了,他對出版有感情,對中華書局有感情。

2012年,徐俊從總編輯的崗位上改任中華書局總經理,成為這家百年老社的掌門人。近十年來,點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修訂工程、《中華大藏經續編》等重大項目穩步推進,“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中國史學基本典籍叢刊”“新編諸子集成續編”等傳統文化基本書日漸充實,中華書局的品牌影響力、市場影響力都漸入佳境。徐俊將之歸因于大環境對傳統文化需求的推動,歸因于民間深厚的傳統文化土壤,歸因于書局員工的內生力。唯獨沒提他自己。他只是說:“現在想想,還是回來好。在文學所,無非是多寫一兩本書,很難比過去寫得更好。而在中華書局,有更多為學術、為社會服務的機會。”

“基本書”理念

“中華書局不是一個暢銷書出版社,而是一個以常銷書為主體的出版社。我們不是靠一種超級暢銷書一下子賣幾百萬冊,而是希望有幾百種書,每種書每年都有幾萬冊的銷量。”十幾年前,徐俊提出了“基本書”的理念——他把那些文學、歷史、哲學、語言、宗教等各個傳統人文學科必備的古籍稱作基本書,“有很多小書,銷量不大,連古籍年度補貼都拿不到,一般出版社是不出的,但如果它們是各學科繞不過去的基本書,中華書局就會整理出版”。

在基本書理念引導下,中華書局判斷一種古籍是否應該出版,不是以短期的市場銷量為標準,而是要以學科建設的長期需要來衡量,以產品體系建設為目標。孤立地看,有些書可能市場價值有限,但當這些書匯集到一起,形成一個完整體系的時候,每一種書都不可或缺。

徐俊把中華書局定義為一個“積累型”的出版社。“跟一些非專業出版機構不同,中華書局的動銷品種數量大,產品結構相對完善,我們的目標是構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華版’產品體系。”徐俊說,近些年基本書的理念已經從古籍延展到了傳統文化的大眾普及圖書,“大眾普及圖書尤其是經典文本讀物也要成規模、成體系,這意味著不僅《論語》要有楊伯峻的《論語譯注》,《老子》《孟子》《周易》《孫子兵法》等經典古籍也都要有與《論語譯注》同樣標準、水平的普及讀本”。

最典型的,是被簡稱為“三全本”的“中華經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譯”叢書,是目前中華書局年銷售量最大的叢書,目前已經出版近百個品種。“‘三全本’選的一些書有些其實是很偏的,普通讀者可能連書名都沒聽過。但只要是傳統文化不同門類里比較重要的書,我們就有責任以全本、全注、全譯的形式整理出版。”在徐俊看來,傳統文化的面向非常豐富,通過這些基本書,讀者可以更好地、便捷地了解傳統文化的全貌。

檢視中華書局近年來的書目,會發現,其古籍整理板塊的規模在不斷擴大,徐俊所說的傳統文化大眾讀本體系也已初步建立起來??梢哉f,經過這些年的發展,中華書局作為古籍整理和傳統文化出版第一重鎮的地位愈益得到了鞏固。若干年之后,學界和讀者將發現,學習和研究傳統文化的那些必讀書,從十三經到先秦諸子,從“二十四史”、《資治通鑒》到文學家別集……通行版本都得到了更新和升級。這一切,我們首先要放在國家日益重視傳統文化、大力支持古籍整理的大背景下來看,沒有國家的支持,傳統文化和古籍圖書的出版不可能走上發展的快車道。“這是古籍出版的一個新時代,趕上這個時代,是古籍出版人的幸運。”徐俊說。而另一方面,事在人為,中華書局自身(當然還有很多兄弟出版社)的努力有目共睹。

不能丟了學術

構建“中華版”產品體系,體現在古籍圖書板塊,同樣體現在學術圖書領域。

“在我們明確要做產品體系建設的時候,特別希望每一位編輯做的書都不是一次性的投入。”讓徐俊欣慰的是,中華書局每年出版的700多種新書,不管是古籍圖書,還是學術圖書,絕大部分能夠融入這個產品體系,成為常銷書,不斷重印。這種局面的形成,與此前大規模壓縮補貼書出版有著密切關系。

“要不要出補貼書?這件事我們考量了很久。”徐俊算了一筆賬,一個編輯一年費很大勁兒,能做出三五本補貼書,來自作者的補貼不過幾萬塊錢,“大部分一般補貼書,基本不可能重印,往往既無社會影響,也無經濟效益,有些還有質量問題。一個書號,一個編輯的投入,都是一次性的,不能形成累積效益,不能為我們長期致力的產品線建設添磚加瓦,為什么還要出這些書?”

所以除了《古文字研究》《域外漢籍研究集刊》等少數內容質量高、學術影響大的集刊,一度匯集在中華的十多種集刊和其他各式各樣的補貼書,大都停掉了??蓡栴}隨之而來。

“有那么三五年時間,學術界離我們遠了。那段時間,中華書局出版的學術著作,大多是里程碑式的學者的文集,像《顧頡剛全集》《王力全集》《唐長孺文集》《張政烺文集》,再下一代的學者的書出少了,中青年學者的書不出了。學者們知道中華書局不出他的書,開學術會議都不找我們的編輯。”徐俊說,控制補貼書出版,從表面上看確實節省了人力、提高了質量,但造成的結果卻是出版社和學術界無法形成互動。

“老中華有一個說法:要爭取出一流學者的第一本書。為什么很多老先生對中華有感情?因為他的第一本書是在中華出版的。如果我們把一般學術著作出版都卡掉了,未來的學者,對中華就沒感情。”幾經探索,徐俊和他的團隊意識到,在學術著作的資助出版逐漸成為慣例的今天,補貼書也可以具備較高的學術水準,關鍵在于如何制定出版標準。“我們有意識地和重點高校進行合作,現在已經和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南京大學文學院、中山大學歷史系、南開大學歷史系等形成長期、系列的合作。盡管這個路子不能做得太大,但是我們與每個學科領域最重要的學者形成了良性互動,讓他們的著作有機會在中華書局出版。”

徐俊說,他比較多地接受了中華老編輯的傳統,重視學術,保持對學術界的關注,自己也下功夫去做一點研究。即使在八九十年代,書局經營不景氣,編輯生活困難,很多人靠幫外面翻譯古文賺錢,但他一篇古文都沒翻譯過,白天看稿子,晚上寫《敦煌詩集殘卷輯考》,就是這樣硬熬過來了?,F在,盡管經濟考核的壓力很大,他還是要求編輯,不能把學術丟了,要有掌控學術資源的能力,要有把學術資源轉換成出版資源的能力。

培育傳統文化氛圍

2013年,“伯鴻書香獎”評選啟動;2015年,開始舉辦“讀者開放日”;2016年,成立宋云彬古籍整理出版基金……如今的中華書局,不僅活躍在學術界、出版界,而且積極舉辦各種公益活動,頻繁在大眾媒體亮相。

“中華書局是一個百年老社,盡管經營規模不是那么大,但是社會影響比較廣泛和久遠。我們做的這些公益活動,都是從中華書局自身的特點出發,希望讓社會各界增進對傳統文化的了解和認同。”徐俊說,這些活動雖然不會帶來直接的經濟收益,但會把中華書局的理念傳遞出去,讓更多的人接近傳統文化、理解傳統文化,培育傳統文化的閱讀需求,“只有整個社會有讀傳統文化書的氣氛,然后才能有中華書局的市場。只有在盡社會責任的同時壯大企業,才能走得更長、更遠”。

徐俊很忙,但他總是站在第一線與讀者交流。讀者不僅能在各種讀書會、講座上見到他,還經??梢栽谥腥A書局的伯鴻書店見到他。有些讀者會請他簽名、題字——中華書局的“粉絲”都知道,徐俊寫得一手好字,中華書局出版的很多書由他題簽。甚至還有讀者在網上發私信向他求字,徐俊從來都盡量去滿足。

2015年夏天,點校本《舊五代史》《新五代史》修訂本在上海書展簽售,徐俊有事提前離開,預先計劃的簽名沒能完成?;鼐┖?,他特意到琉璃廠買了兩百張箋紙,找人幫忙裁切整齊,每張都手書“讀史明智”“鑒古知今”等題詞,并簽名鈐印,郵寄到上海,請當地書店轉贈給預定了簽名本的讀者。

“不久前,還有讀者給我發來他收藏的題字箋紙的照片。對于這樣的‘鐵粉’,我必須不講條件的滿足他們的要求。”每次“二十四史”修訂本首發,徐俊都會到上海參加簽售,還要接受媒體訪談,介紹“二十四史”的點校歷史與修訂情況。近十年下來,中華版“二十四史”的品牌深入人心,“二十四史”系列已經成為中華書局市場影響力最大的產品板塊。

在2012年中華書局迎來百年華誕之際,徐俊說了一段話,在后來的很多場合他不斷重復,每年的新員工培訓,他都會以這段話作結送給新同事,他說:“在一個悠久、優秀的傳統中工作、生活,是幸運的、幸福的,我們是這個傳統的一部分,我們承續傳統,又為傳統增添新的價值、新的色彩,因而也放大和延長了我們自身。”

責任編輯:袁思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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