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文學學科建構的重要成果

——讀郭延禮《中國近代文學發展史》有感

  • 發布日期:2018-04-02 作者:左鵬軍新聞來源:文匯報

中國近代文學發展史

《中國近代文學發展史》 郭延禮 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至今,郭延禮先生已在中國近代文學研究領域勤勉耕耘、持續探索了整整60年,出版了數十種研究著作,發表了百余篇學術論文,在中國近代文學的學科建設中留下了足跡,引領著中國近代文學的研究進展,為中國近代文學研究界樹立了榜樣。特別是在進行了多個重要文獻史實問題、文學史理論觀念問題的深入思考,進行過不同階段、不同流派、不同文體文學創作的多項個案研究、專題考察,經過充分學術準備之后終于完成的皇皇170多萬言的三卷本《中國近代文學發展史》,不僅是郭先生眾多著述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種,而且是中國近代文學學科建構與發展的重要成果。

《中國近代文學發展史》的出版,標志著中國近代文學研究界第一次有了真正屬于自己的學科領域、足以代表研究水平的專家文學史。20世紀20年代以降,尤其是抗日戰爭爆發后,隨著“中國近代史”觀念的不斷明晰和強化,“中國近代文學”概念也逐漸形成和發展,先后出現了胡適《近五十來中國之文學》、陳子展《中國近代文學之變遷》和《最近三十年中國文學史》、周作人《中國新文學的源流》、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等著作。這些著作基于不同的學術觀念、思想方法和文化意圖,從不同角度對中國近代文學的學科開創和建構做出了貢獻。新中國成立后,第一部反映全新政治文化背景下中國近代文學學術轉換和學科建設的著作是復旦大學中文系1956級學生集體編寫的《中國近代文學史稿》。等到中國近代文學作為一個人文學術研究領域、中國文學史的一個組成部分再一次被關注的時候,已經是20世紀80年代了。時間過去了近30年,研究者也換了幾代人。從學科建構特別是教材建設的角度看,這一時期的主要標志有任訪秋先生主編《中國近代文學史》、管林先生和鐘賢培先生主編《中國近代文學發展史》等。陳則光先生著《中國近代文學史》雖然出版時間較任訪秋主編的《中國近代文學史》早,但由于原來計劃的上中下三冊只完成了上冊,其代表性也不能不受到影響。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寫的《中國近代文學百題》也具有文學史著作的部分功能。

直至郭延禮《中國近代文學發展史》的出現,方在學術積累、學科建構和研究進展的多重意義上宣告了中國近代文學專家文學史的誕生。從此,中國近代文學研究方從以普及讀物、高校教材、一般論文為主要成果形式的階段,提升到專家文學史撰著、專門問題研究、重要文體考察、研究專著陸續出版的階段,從而有力地推動了中國近代文學多個領域的扎實建設和研究進展。其后數年,張炯、鄧紹基、樊駿主編的10卷本《中華文學通史》第5卷《近現代文學編》的近代文學部分出版,也具有專家文學史的特征,該書篇幅約為郭延禮《中國近代文學發展史》的1/3。因此,也可以認為,郭延禮《中國近代文學發展史》從研究專家而不是高校本科階段課堂教學的角度與高度描述出中國近代文學的歷史過程和主要內容,奠定了中國近代文學歷程描述和價值評判的學術基礎,具有承前啟后、轉換生新的基礎性、啟發性意義,對后來的中國近代文學研究產生了深刻影響。

20世紀20年代以來,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中國近代文學研究主要是被作為中國新文學(后改稱現代文學)的淵源而受到關注,并在這個意義上逐步獲得了學術合法性、確定學術地位的。這種新文學、新文化立場和標準一方面強勢確立了中國近代文學的文學史價值、地位和意義,另一方面也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處于中西沖突、古今嬗變之間的中國近代文學的豐富內涵和復雜景觀。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20世紀80年代。在此期間的大部分關于中國近代文學的著述,都是以新文學、新文化的眼光和標準進行價值判斷的,以至于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一種理所當然。

直到郭延禮《中國近代文學發展史》的出現,才首次全面準確、清晰有力地表現了中國近代文學的研究水平和學術能力,中國近代文學研究界才具有了更加明晰的學科意識、建構能力、知識呈現和話語方式。從日益開闊的文學史觀念和學術立場出發,以盡可能接近中國近代文學史本相的貼切角度、內在立場,對其歷史分期與發展階段、總體框架、基礎知識、基本線索、文學思想與觀念、文學流派和潮流、創作現象與流變、主要文體及形態、典范作家及作品、文學史貢獻及局限等等,進行了一次全面深刻的描述、分析、闡發和評價,在很大程度上確立和呈現了中國近代文學史的總體景觀、知識譜系、話語方式,推動了中國近代文學的學科建構,為后來研究者提供了可靠的文學史資源和研究引領。從教材建設的角度來看,這部《中國近代文學發展史》是在先前出版的數種本科層次的中國近代文學教材的基礎上,出現的第一部由國家教育部正式推薦的供研究生使用的中國近代文學史教材,表明中國近代文學的教材建設達到了新水平。

最近面世的《中國近代文學發展史》修訂本,則反映了中國近代文學研究學術觀念、基本方向與研究視野的不斷豐富和適時轉換。時間過去了近30年,郭延禮先生也已從一名年富力強、才情英發的中年,變成了一位年屆八旬、精神矍鑠的長者。在初版本《中國近代文學發展史》中,特別突出者如:對近代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現象、作家作品予以特別關注,希望能夠反映“中國”而不僅僅是“漢族”近代文學史的面貌;基于對晚近以來中外文化接觸沖突、交流匯通的理解和把握,對近代翻譯文學的國別、文體和形態進行盡可能準確充分的呈現與分析。這些頗有成效的努力,為近代文學研究者打開了更加廣闊的學術天地和思想空間。

《中國近代文學發展史》修訂本中有多處修訂、補充、重寫、新增的內容,特別值得注意。比如關于近代女性文學的部分就作了顯著加強。以近些年來郭先生對于近代女性文學的專門研究,把原已提出的“強化女性文學方陣”的設想更加充分地表現出來,呈現了中國近代女性文學群體的多姿多彩和獨特成就??墒钦l又知道,為了補寫修訂本中的第41章《20世紀初期(1900-1919)的女性文學》(約6萬字),郭先生花費了10多年的時間,跑遍了京滬廣等地的圖書館,在館藏的發黃變脆的百年前報刊中搜索、查找原始資料。在占有新的史料的基礎上,他又提出了“20世紀第一個20年(1900-1919)中國女性文學四大作家群體”這一文學史概念,更充實了“近代女性文學方陣”的研究。又如對于中國近代文學變革進程的認識,他明確提出近代“戲劇界革命”。在該書初版本中,郭先生采用的還是當時學界通行的一般說法:即“詩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說界革命”和“戲劇改良運動”;在修訂本中,他對這一重要的文學史問題進行了重新研究和思考,將“戲劇改良運動”正式修改為“戲劇界革命”,從而將中國近代文學史上原來的“三大革命”的說法發展為“四大革命”,這在中國近代文學研究界也是首創之舉??梢钥吹?,從初版本到修訂本,特別是一些重要修改、新增內容,不僅反映了郭先生數十年來一以貫之的勤勉嚴謹、求實創新的學術精神、治學態度,反映了郭先生學術思想、文學史觀念的調整變化,更反映了中國近代文學研究的學術積累、風氣變化和尋求創新發展的學術史軌跡,尤其體現了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的學術史軌跡,因而具有重要的學術史意義。

責任編輯:陳麗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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